前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私人电话曾被黑

据英国《星期日邮报》网站29日报道，该国前首相特拉斯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个人电话被黑客入侵，很多机密信息被泄露。



《星期日邮报》网站称，特拉斯手机被黑是在今年夏天她参加英国保守党党魁竞选期间被发现的。这也解释了为何特拉斯成为首相前被迫更换了使用十多年的手机号码。法新社30日称，英国政府拒绝对此事进行评论。英政府的一名发言人称，政府拥有强大的系统，以保护政要免受网络威胁，但不会对个人的信息安全规划发表评论。

《星期日邮报》网站援引不具名的消息来源声称，黑客攻击是俄罗斯特工发起的，俄特工获取了许多“最高机密细节”，如特拉斯与多国外长关于俄乌冲突的讨论，甚至包括武器运输的细节——时间跨度长达一年多的信息被下载。据悉，在野党已要求保守党政府彻查此事。

六年五任首相，英国议会制的病灶发作抑或保守党的自我纠错

10月20日，丽兹·特拉斯宣布辞去英国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此前一天，老牌政经杂志《经济学人》最新出炉的封面图片，便是特拉斯身着古罗马战袍，一手举英国国旗“披萨盾”，一手持“意面叉”，大字标题是“欢迎来到不列颠大利”（Welcome to Britaly）。一语双关讽刺两国政局不稳、政策多变的趋同性，专题文章《英国即将完成向“新意大利”的转变》，更是把这种类比和盘托出。



这种幽默感当然没法被许多意大利人坦然接受。意大利驻英大使兰贝蒂尼（Inigo Lambertini）愤而投书《经济学人》，指责该刊“最古老的刻板印象”。遗憾的是，如果这次媒体创意发生在三个月前，那么意大利的刻板印象受害者成色或许会更加充足；然而当德拉吉政府被推翻、右翼联盟取而代之、有极右色彩的新总理走马上任后，这种类比反而显出了更强的说服力。



从2016年6月的脱欧公投以来，英国政局始终不稳，唐宁街十号进入“短租”模式，六年内历经、特蕾莎·梅、约翰逊、特拉斯和苏纳克五任首相，其中尤其以特拉斯的45天短命任期最富有戏剧性。这不禁让人疑惑：曾经作为“议会之母”、为全世界贡献过高超政治智慧的英国议会制，为什么走到了和意大利同病相怜的地步？六年五任首相，究竟是病灶的发作，还是纠错机制的体现？其中若干教训，或许值得旁观者汲取。



仅凭狂热不堪大任



复盘从约翰逊到苏纳克的首相更迭历程，尤其是围绕特拉斯的风波，可以得出的首要教训或许是：面对当下世界的纷繁复杂局势，泥古不化的意识形态狂热不是解药，注定不堪大任。



在约翰逊四面楚歌时，接班人的竞争格局其实并没有太多悬念。虽然最初有多达八人参与角逐，但最终逐渐收缩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是以苏纳克为代表的温和派，主张适当扩大社会支出、同时遵守财政纪律，二是以特拉斯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以撒切尔为师，返回到保守党最钟爱的大幅减税、削减开支的小政府模式。在冗长的角逐过程中，虽然苏纳克多数时间内领跑其他候选人，但许多观察人士已经预判到，一旦进入一对一的最终党员投票决选，更受保守党基层铁杆党员青睐的“草根宠儿”特拉斯反而胜算更大，而最终结果也印证了这种预判。



特拉斯上台后，迫不及待将她在竞选阶段提出的政纲付诸实施，这便是后来恶名昭著的“迷你预算”，这份预算试图在低迷时期以减税拉动经济增长，无疑体现出“涓滴经济学”的典型思路。后者在经济学上能否有效成立，至今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但更现实的问题在于，“迷你预算”的减税方案“顾头不顾腚”，价值450亿英镑的“半世纪以来最大规模减税”（尤其针对富裕阶层）加剧了财政窟窿，却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筹资方案，结果市场丝毫不买账，导致“股汇债三杀”的灾难性局面，也验证了此前苏纳克在竞选辩论中所说“靠借钱摆脱通胀乃是童话故事”此言不虚。可以说，特拉斯短短45天的执政，如今看来更像是一幕插曲，用一个完美的反面例子验证了苏纳克的竞选政纲，为后者的最终上台进行了铺垫和背书。



但值得关注的是，在最终败局已定之前，特拉斯竭力使用一套“政治极化”话语来进行动员，人为地划分出“增长”和“反增长”两大营垒，将反对声音一概斥为“反增长联盟”（anti-growth coalition），在她看来，后者包括了工党、自由民主党、苏格兰民族党、工会、利益集团、政论人士、反退欧人士、激进环保团体等等，甚至连保守党内部和她意见不一致的人都包括在内，可谓众人皆“反”、唯我独“增”。这种“正邪不两立”式的极化思维，某种意义上延续了近年来（尤其自脱欧以来）欧美的民粹主义模式，只不过将“善良人民vs腐化精英”颠倒过来，变成了“支持增长的保守党精英vs反对增长的各色大杂烩”。



这种极化思维不是特拉斯个人的特产，事实上也是相当一部分强硬派保守党人共享的模式。内政大臣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作为党内疑欧力量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前在10月18日的议会发言中也指责工党、自民党和那些“读《卫报》、吃豆腐的警醒主义分子”（Guardian-reading， tofu-eating wokerati，意指左派、素食主义者和更广泛意义上的环保主义者）沆瀣一气，是“混乱联盟”和“反增长联盟”。虽然她的辞职成为压垮特拉斯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从中不难发现，抛开权谋之争，在这场政治极化进程中，特拉斯不是一个人在用同样姿态战斗。



显而易见的是，特拉斯从担任阁员到问鼎首相，雄心勃勃地全方位模仿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大规模减税政策便是登峰造极之作。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她面对的时代形势和撒切尔完全不同。后者当时接手了此前工党留下的烂摊子，反对凯恩斯主义，开启了以大规模私有化和收缩开支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但四十年后的，英国经济面临新冠疫情、战争和通胀的三重连击，疫情期间英国的大规模支撑就业及投放信贷措施，同样正出自于保守党政府的手笔，而特拉斯也并不排斥国家资本在诸多领域（尤其是能源）的介入，甚至“迷你预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在两年内耗资1300亿英镑，为饱受高通胀之苦的民众和企业提供能源费用补贴，让其免受市场波动影响。可以说，虽然在减税措施上依稀可以看到撒切尔的影子，但在更为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上，特拉斯完全无力效仿。



虽然内核层面无力效仿，外在表象却如出一辙地好斗。和撒切尔一样，特拉斯对工会运动深怀敌意。她2012年参与合著的小册子《摆脱束缚的不列颠尼亚》（Britannia Unchained）曾称英国人“属于世界上最糟糕的游手好闲者之列”（在引发争议后又撇清责任，说这段话来自其他合著者，和她自己无关）；在出任首相之前，她同样曾被爆出私下对话中轻蔑地称英国工人缺乏外国劳工的“技术和勤奋”，应该“多干点活”，这番表态被解读为嘲笑英国工人“懒惰”；而在高通胀背景下的竞选辩论中，她又冷漠地表示，民众不应该事事依赖政府。当年撒切尔不惮于动用强力来压制工会运动，而历史并没有给特拉斯同样的机会展现出类似的魄力。



耐人寻味的是，特拉斯刚刚上台时，舆论翻出了她当年在自由民主党（亦即她后来口中“反增长联盟”的一员）大会上一段激情澎湃的演说。这位19岁的未来首相，当时俨然是激进左翼的一员，疾呼废除君主制，因为“我们不相信有人生来就是为了统治”。时隔30年后，特拉斯华丽转身、成为保守党内最受基层保守力量欢迎的人物。她当然有权利“觉今是而昨非”（她后来将这段经历称之为可以和年轻人吸毒相提并论的错误），但似乎在这条是非之路上义无反顾地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用和当年呼吁废除君主制同样的强硬，来对付今天的“反增长联盟”。



坊间曾由一句以讹传讹的“名言”：“一个人20岁时不是左派，就没有良心；30岁时仍是左派，就没有头脑”（这句名言曾衍生出各种变体，加之于柏克、丘吉尔、罗素、基佐、克里蒙梭等名人之口，但真实出处不可考，目前有据可查最为接近的版本，是法国文人Jules Claretie在《1870-1871年革命史》中声称是柏克所言，但后者的著述中并没有这句话）。它的本意是说，人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本应变得“去激进化”、回归务实保守的中道理性，但单纯的”左派/非左派“之分却没有涵盖另一种情况，即有些人不仅会改变想法，而且会变得“反向激进化”，在相反方向上越走越远。他/她表面上所坚持的主张已经大相径庭，但内在的思维模式仍然具有同一性，甚至更加执拗。



以缺乏兜底的减税政策为象征，特拉斯的“新政”在外界眼中成了追求极端自由化的疯狂举动。英国下议院教育委员会主席哈方（Robert Halfon）指责特拉斯政府是“自由放任主义圣战分子”（libertarian jihadists），把整个国家当成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进行自己钟爱的“超级自由市场实验”。这句讥评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场混乱背后缺乏实用理性、全凭意识形态狂热驱动的根本特征——虽然与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圣战”水火不容，但特拉斯政府的狂热程度，却恰与自己的敌人互成镜像。



专栏作家Ross Douthat日前在《纽约时报》撰文称，从莫斯科到德黑兰，自由主义挑战者危机四伏。在他看来，相对于福山1989年“历史的终结”的乐观论断，自由主义秩序正显示出明显的内部衰退迹象。但是对替代品的渴望，不足以使这些替代品成为现实，相反，其他可通行的道路都快速通向黑暗。但他没有提到的一个维度是，以特拉斯为缩影的英国政坛风波显示出，在历史性的危机重压之下，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同样是一条死胡同，甚至用更快的速度通向黑暗。



保守党的自我纠错和止损操作



连续几届首相的走马灯式换位，让保守党内部“1922委员会”这个原本冷门知识点，如今变得人尽皆知。它作为保守党内部自我纠错的权力制衡机制，也凸显出其借鉴意义。



1922委员会所代表的制度意义，核心是执政权和监督权的分离。委员会完全由所谓“后座议员”（Backbencher，即不属于内阁成员的普通议员）组成，负责党首的信任投票及选举问题。按照程序，凡有15%的在任保守党议员（按照当前议席数量则为54人）向1922委员会提交针对党首的不信任函，便可启动党内的信任投票。这意味着，对外代表保守党的头面人物的去留，在内部制度设计上是由普通议员和普通党员、而非党首及其小圈子来决定的——虽然实际运行中仍不免受党内领导层、尤其是党鞭的影响。



原则上说，新首相上任一年内，1922委员会不应发起信任投票。因此，如果特拉斯恋栈不去，理论上说她仍然可以在首相位置上再顽抗十个半月。然而，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1922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可以修改规则、打破一年期限制，这意味着可能需要超过半数保守党议员（至少179人）的公开倒戈。而按照“迷你预算”公布后特拉斯的人心流失速度，达到这一门槛或许要花点时间，但为期不远。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特拉斯前一天还声称要像个“斗士”一样坚持下去，后一天就戏剧性地宣布辞职，以避免更为尴尬、更具有破坏性的局面。



在特拉斯辞职之后，保守党内部的高度共识是：眼下的乱局必须尽快结束，党承受不起上一次党首选举那样先由议员多轮投票、最终交由基层党员决选的冗长程序。因此规则再次被临时修改：候选人必须在10月24日下午2点前征集到至少100位本党议员的提名，才有资格进入竞选，而保守党目前共有357名议员，因此着意味着最多只有3名候选人能够被提名，竞选操作空间被大大压缩。



至于为什么是100名议员、而不是80、也不是120，其间并无实质规矩可言，很大程度是临时权衡的结果，但就此次而言，仿佛成了精准针对前首相约翰逊和下议院多数党领袖莫当特（Penny Mordaunt）的一项临时改革措施。尤其后者原本在约翰逊继位战中处于不错的位置，是仅次于苏纳克之后的有力竞争者，直到第五轮投票才被特拉斯反超，而在特拉斯宣布辞职后，莫当特并不被看好，最初仅有三十余位本党议员公开支持，但其团队竭力争取支持，仅仅因为不到10票的差距，被迫在窗口期关闭之前宣布退出竞选，让苏纳克不战而胜，自己也成为此次“急就章”改革的最大受害者。



保守党此次的自我纠错和止损操作无疑尚属成功，但毋庸讳言的是，其中也参杂着众多自利考量：从全党层面上说，从约翰逊领导下获得议会选举大胜以来，保守党在经历“派对门”风波之后，民意指数下滑严重。特拉斯的出尔反尔更打碎了选民原有的“保守党擅长经济”观感。根据民调机构“舆观”（YouGov）9月底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如果立刻举行大选，工党将获得54%的选票，而保守党仅能获得21%，二者的差距达到33个百分点之多，这是自1990年代末以来英国政坛前所未见的最大领先优势。因此，尽快改弦更张、扶持新政府上马并进入正轨，对于保守党维持执政地位来说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从个人层面来说，前首相约翰逊在被迫下野之前，就曾暗示有朝一日会重返舞台中央。特拉斯的辞职，的确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因此他成了苏纳克上台前面临的最大障碍。但约翰逊在声称已经获得足够提名的情况下戏剧性地退出竞争，或许是看到眼下还不是他东山再起的最佳时机：一来英国面临通胀和战争的棘手局面，对任何一任首相都构成了高风险挑战；二来他仍然因为“派对门”而面临议会调查，倘若日后真的再次被迫下台，那么对政治生涯的打击可能是致命性的；三来他在基层党员群体中的支持率高于苏纳克，但在议员群体中却备受质疑，如果为了胜选而强行出马，将角逐拖入党员投票阶段，“歹戏拖棚”势必将在保守党内造成更大分裂。因此他乐于发挥“老同志的高风亮节”，将机会暂时让给苏纳克，同时也成全了保守党这一波的自我纠错操作。



“中途换将”面临的三难问题



保守党这种自我纠错能力并非天然自洽，与之相对的另一面阴影，是民主机制中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英国政府近年来的频繁更迭，使得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借机鼓吹“民主衰弱论”“民主无能论”，例如宣称“英国的领导力危机是整个西方民主制度失调的缩影”、“英国政局动荡暴露出……政府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失效。这也使得英国民众对于本国的民主制度越来越失望。”这种论调固然有意识形态宣传战的需要，但并非毫无可重视之处。毕竟，从敌人那里获取促成自身强大的资源，是真正意义上开放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约翰逊下台之后保守党的党首之争，集中反映出这种代表性不足的危机所在：竞争者需要获得至少20名本党议员的支持，随后在多轮议员投票中层层淘汰排名最末者，直到最后将两名候选人提交给17万党员投票。而据BBC报道，最终有82.6%的保守党党员参与投票，特拉斯获得81326张选票，苏纳克获得60399张选票。换言之，有资格决定由谁来带领这个国家前进的，是仅占全国人口0.3%的保守党党员，而最终决定胜负的，更是其中区区两万人。



多元民主体制下的总统大选或议会选举，相当于一次政治契约的订立：不同党派推出各自候选人和政纲，竞相对选民许诺，以获取执政机会。而选民以选票判定胜者，同时也意味着同胜者签订一份确立统治-被统治关系的短期契约。理论上说，在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之下，选民作为整体，在法定任期内有服从胜选党派的义务，而后者也同样有尽最大努力兑现选举承诺的义务。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一党以特定领导人和特定承诺赢得选票，但上台执政之后，从领导人到政纲频频更换，和竞选期间的承诺有相当距离，甚至大相径庭，那么这份政治契约历经损耗之后的有效性何在，便成了令人生疑的问题。



正因如此，虽然按照《2022年解散和召集议会法案》：英国下次大选最迟在2025年1月举行，但在野党阵营都强烈要求提前举行大选，因为按照现有民调，一旦提前大选，保守党必败无疑。但保守党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无论如何不愿将执政权拱手让人。苏纳克上台伊始，也明确表示不会提前举行大选。毕竟2019年大选的胜利，为保守党奠定了一个强有力的合法性框架，而一旦执政地位既成，无论党首更迭多少次，也无论民调如何变动，从法理层面上说，保守党依然可以依靠仅占全体选民0.3%的党员来决定大政方针和国家前进方向，只不过，这种民主机制下的代表性不足，以及对合法性的合法损耗，终究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于是，英国式议会主权体制下的“中途换将”面临着一个三难问题：走“精英路线”以党内高层谋划为准，容易沦为密室政治；走“党派路线”以基层党员投票为准，容易放大极端派别声音；走“民主路线”以全体选民投票为准，又冒着动摇常规政治框架的风险。就眼下而言，这似乎是个无解的问题。但和许多政治问题一样，这未必先验地一定有理论上的解决之道，只能在实践中一步步走出困局。



英欧“脱钩”，赌上大不列颠的国运



许多评论（尤其是欧陆舆论）已经指出，虽然近期这场混乱主要围绕特拉斯发生，但祸根却在脱欧时就已经埋下。六年五任首相，恐怕是当初醉心于“夺回控制权”的脱欧派人士所始料未及的。



虽然并非老死不相往来，但脱欧对于英欧双方来说，无异于一场伤筋动骨的“离婚”或者“脱钩”。而对于不同力量实体来说，“脱钩”是否是笔合算买卖，很大程度上要看动力机制中谁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虽然不同实体通常互有需求，勾连在一起可以更好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但对于关系中的相对强势一方而言，“脱钩”意味着摆脱了掣肘、累赘和威胁，而对于相对弱势一方而言，“脱钩”却意味着失去了更多的搭便车机遇。在目前备受关注的中美“脱钩”态势中（即便并未正式成型），这种格局同样可窥一斑。



于是，各方如何评估自己在这种关系中的力量、角色和潜力，便成了问题关键所在。在脱欧之前，英国将欧盟视为掣肘、甚至威胁，雄心勃勃地憧憬拿回主权后打造一个“全球化英国”或“摆脱束缚的英国”（借用保守党人士的合著书名），但脱欧后的事实证明，至少在经济领域中，英国需要欧盟的程度，远高于欧盟需要英国的程度。在通胀危机中，英国的经济表现是七国集团中最差的。换言之，在围绕“脱钩”的强弱力量对比上，英国（至少是脱欧派政客）自认为处于强势地位，大国重新崛起在望，但后续一连串连锁反应，却远远超出事前预期，暴露出现实中孱弱之处。



英国在历史上调控“大陆均势”、扮演“离岸平衡手”的经验太过于成功，以至于在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依然幻想“昨日重现”，掉进了路径依赖的陷阱。在政界精英原本多数倾向留欧时，召唤选民在信息不对称、不确切的情况下作出了决定（比如著名的鼓动说辞——“脱欧后每周可以节省3.5亿英镑用于本国医疗系统”），这固然体现了民主时代的内在压力，但客观上也造成了为满足“脱钩”执念、不惜以国运作赌的不确定前景。



超出预期的最大痛点，不是人员和资本流动受阻造成的经济负面影响，不是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自贸协定谈判远不如预期般成果重大，也不是无法在新冠疫情或高通胀背景下参与全欧规模的协调行动，而是历史上体现英伦政治谋略的标志性“大陆均势”格局，如今很大程度上被逆转：从此以后，英国无法在欧盟框架内部合纵连横，为本国谋求最大利益，只能以局外人身份面对欧盟整体；更甚者，英国不但难以像19世纪一样，以“离岸平衡手”角色分化瓦解欧陆诸国，反过来本国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却受到欧盟这一巨型政治实体的引力作用，呈现出更大的离心力。这两个地区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都以显著优势表明愿意留在欧盟（北爱尔兰55.78%，苏格兰62%），却被强行拖离。苏格兰独立运动原本在2014年公投后进入低潮，如今风云再起，苏格兰民族党加紧推动“二次公投”。而《北爱尔兰议定书》原本终结了英欧谈判的最艰难部分，却在实际运作中成了打进英国内部的一个楔子，随后便出现了持分离立场的新芬党在北爱地方选举中的历史性胜利，以及亲英派民主统一党杯葛北爱议定书而造成政坛停摆，北爱面临重新大选的窘境。而在这种压力下，作为对近现代国际法贡献最大的国家，英国不惜公开毁弃国际协定，试图用单方面立法的方式修改《北爱尔兰议定书》。如今，欧盟反过来成了调控英国内部均势的主动一方，它愿意释放多少善意、作出多少让步，决定了未来英国“国本”的稳固程度。